因為有了李濟這樣的頂級考古專家主持，肯定地說殷墟發掘從第二次開始，是走上了科學考古的正軌了。當傅斯年挖空心思、不遺餘力的招聘李濟到“中央史語所”主持考古的時候，有人還不是很理解，現在不能不心悅誠服傅斯年用人的眼光。把最合適的人放到最合適的崗位，這便是領導者的知人善任。
有了李濟的主持，背後又有傅斯年甚至蔡元培這樣的卓越的領導人保駕護航，按說，接下來殷墟發掘便應該是高歌猛進了。
殷墟地處河南，因為冬季天寒地凍，不具備野外考古的條件，夏季雨水過多，對挖掘中的曆史遺跡容易造成破壞，所以這兩個季節是要被回避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發掘團在殷墟的發掘，隻能在春秋兩季。
第二次殷墟發掘，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季發掘結束後，接下來的第三次開挖，按計劃應該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季進行。
一九二九年十月，而正當李濟信心滿滿的進行當年秋季的第三次發掘時，卻遇到了大麻煩。
原來，殷墟發掘開始之時，中研院和河南地方政府曾在出土器物的歸屬和保管上有所約定，出土文物主要交給河南地方部門保存。
但在一九二九年春第二次考古發掘之時，李濟等人就發現，河南當地很難保證文物的安全。殷墟的第二次發掘結束後，李濟等人為了保護出土文物免遭破壞，把部分重要文物帶回了北京進行整理和研究。
這一做法，惹怒了河南政府。率先反對的是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館館長何日章，他以史語所違反協議為由，請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發掘，轉而委托河南博物館進行挖掘。
當時的民國，雖然已經不像在北洋時期，很多地方都處於割據狀態，但地方的權力也是很大的。很多的時候，中央的政令都不見得暢通，更彆說中研院這樣的文化部門，自然是惹不起地方政府。
所謂強龍壓不住地頭蛇，本來，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發掘團是很難進行的，更彆說是層層設立障礙了。因此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開始的第三次發掘，到十月二十一日便被迫停下了。
在此情況下，傅斯年親赴河南政府所在地河南開封進行斡旋，對李、董二人的做法進行了解釋，並且承諾史語所絕不會獨占文物。也通過各方的努力，到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次發掘才得以繼續。
當時殷墟發掘麵臨的情況特彆不好。
一方麵，考古人員在乎季節，盜掘古物的人可不在乎。考古人員不在的夏季和冬季，成了盜賊們大肆挖掘文物的時機。
最初，安陽的盜掘僅僅集中在甲骨上，主要參與的人是古董商，銷售市場以北京和天津為主，開封也是一個重要的轉運中心。到了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以後，盜墓的規模迅速擴大，幾乎所有類彆的安陽遺物，都成為盜掘者的目標。
而另一方麵，在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發掘團停止期間，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館館長何日章已經在安陽組織了新的挖掘。這次挖掘一直持續到一九三零年的春天，所挖的文物全部都運到了河南開封。
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發掘團既無力製止盜賊盜掘，對地方組織的挖掘更是沒辦法乾涉，他們能做的隻能力爭跑到盜賊和地方的前麵。
因此 ，第三次發掘從十一月十五再一次開始後，李濟他們一直乾到了十二月十二日，河南的天已經很冷了，他們不能不停下了。
第三次發掘，發掘地點在小屯村北和西北兩處，采用開縱橫探溝的方法以了解地層情況。在村北開三十米至四十米長一米寬的探溝二十一條，三米長一米寬的探坑一百一十八個，發掘麵八百六十平方米。共發現墓葬二十四座、灰坑十一個，出土甲骨文三千零十二片。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陶器中還發現了一片彩陶及一些釉陶、白陶片。在村西發現墓葬六座基殷代文化堆積層。
通過這次發掘，李濟認為：“殷墟的範圍，實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
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第三次發掘的成果是很豐盛的，著名的大龜四板、牛頭刻辭和鹿頭刻辭就是在這次發掘中發現的。
自帶有文字的甲骨被發掘出來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即便是人們認出了上邊的字，因為都是碎片，並不知道要表達什麼，或是按照什麼規律來書寫的。
所謂大龜四版，即四塊保存十分完好的刻辭龜甲。其出土自一個灰坑之中。由於這四塊龜甲的出土位置接近，因此它們上麵記述的內容相對連貫，這對於破譯甲骨文以及了解商代曆史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殷墟發掘期間，這著名的“大龜四板”，是在村北大連坑南段的一個長方坑內發現的。
這是四塊比較完整的刻有卜辭的龜腹甲，四板之上全是卜詢的記錄。從第一年的十月癸酉至第二年五月癸亥連續九個月（包括第一年末置閏的十三月），共存二十一條卜辭。
在這四板龜骨上，頻頻出現一個誰也不認識的字。這個字出現頻率之高，為所有甲骨文字之最，有人認為它是官名，有人說是地名。然而無論是哪種解釋，代入句子中都不通順。
董作賓經過仔細對比，第一次提出，這個字應該是今天漢字中的“貞”。董作賓還提出，甲骨文的語法與現在流行的漢語語法並沒有太大不同，有“貞”字存在的句子隻能是：某某卜某貞。前麵的某是乾支商王，後麵的某就是為商王占卜的人，他們是王朝中最受尊重的人，這些人被稱為“貞人”。
在其中的一塊大板上，董作賓發現，其上共有六個貞人，分彆叫做中、宮、品、允、爭、賓。這六位貞人，共同使用過這一塊龜骨占卜，從占卜文字上看，前後共經曆了九個月的時間。
董作賓對其文例精心研究後，在《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上發表了《大龜四板考釋》。
“貞人”是個極為重大的發現，用董作賓自己的話說是“後期甲骨文研究的一個新葉的起頭”，郭沫若也譽其為“頓若鑿破鴻蒙”。
這個極為重大的發現使甲骨學跨進了一個新階段，進而確立了“因貞人以定時代”的甲骨分期斷代標準。解決甲骨文斷代難題的鑰匙就這樣通過考古發掘出來的完整龜板找到了。
而牛頭刻辭和鹿頭刻辭所以貴重，也就是因為它們和大龜四板一樣是完整的，如同一本有開頭有結尾的書。
李濟在《安陽》一書中說：“雖然這場政治性的乾擾很快就解決了，但挖寶的傳統觀念頑固得很。為此我們中的很多人積極活動，要求中央政府製定一個古物保護法。”
在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呼籲下，國民政府立法院在一九三零年六月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一條規定：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國家的財產，任何個人和私家團體都無權發掘。
但是，在地方勢力割據的政治環境下，安陽乃至全國的古物市場都沒有嚴格貫徹這項法令。
一九三零年以後，以麵向歐洲和日本買家為主的洋莊逐漸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日本的山中商會甚至曾派員專門坐鎮安陽。一塊小小的甲骨，有越來越高的獲利，這使得盜掘更加猖獗。
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傅斯年和李濟等人，一邊處理地方矛盾，一邊更加緊迫的與殷墟的盜掘者“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