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處於這樣的一個相互砥礪的環境之中，他本人對於知識又極是貪婪，似乎是來者不拒。歐洲留學七年，使他學業迅速的長進，不僅在許多基本的學科裡獲得了有用的知識，就是比較專門、冷僻的學科也有所涉獵。
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學習的專業還是有重點的，也可以說是圍繞著一個中心，就是文史。而他對知識的選擇，其實也是有他的考慮的。比如，為了探求學術研究的方法，而研究數理化。隻是，有一段時間曾致力於地質學的研究，大家好像不是很理解。
有一次，他和羅家倫、毛子水等同學在柏林康德街四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傅斯年進去時夾了一個重重的書包，幾位同學拿了一翻檢，竟是厚厚三本一部的地質學，平時不好開玩笑的毛子水，對此書有所了解，幽默地說：“這部書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讀他是‘勞而無功’。”傅斯年當時氣得直跳。但是，聯係到後來考古殷墟挖掘，用心的人會明白，傅斯年其實是有備而來的。
傅斯年等公費留學生，按說在留學期間應該是衣食無憂的，其實不然。當時國內正是南北分裂、軍閥混戰時期，各派勢力忙於爭權奪利，哪有人想到在國外辛苦求學的學子呢？《中國留學教育史》記述了當時的情況：“民國八、九年至民國十三、四年，軍閥禍國，財政收入皆充內戰之費，一般正當支出，因而無著，國內之欠薪累累，國外留學生之所費，無法彙出。”
陳寅恪的女兒曾回憶說：“父親在德國留學期間，官費停寄，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
傅斯年的情況比陳寅恪更差。因為傅斯年祖父母在其留學期間先後去世，隻剩老母弱弟等人，他們自己生活尚無著落，自然無力接濟遠在國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國外幾乎是忍饑挨餓。
他曾寫信給在法國留學的劉半農，敘述經濟的困難，信中說：“中國自有留學生以來，從未遭此大劫。”
而劉半農的情況更糟，他當時已是五口之家，妻子和三個孩子都在身邊，除了學業上的費用，一家人還要生活。
他給傅斯年的回信說：“可憐我，竟是自有生以後從未罹此奇窮大苦也。”
傅斯年在寫給羅家倫、何思源等人的信中，也多次談到因生活費無著，東借西挪，幾乎斷炊的窘狀。“幸與老陳（指陳寅恪）定了一約，他先把二十鎊之馬克給我，我交了學費及他種零費，借給一位更窮的朋友三十馬克，交了這月房錢，今天隻剩下四個半馬克，愁得這兩天無以為計也。”
不久，又在致羅家倫、何思源的信中告訴他們自己的官費已無望，從此生活更無著落，信中說：“月中窮不可言，特彆糟者是今後全無辦法，山東學費已全無望矣。”
在致羅、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寫道：“五月中旬連吃四日乾麵包，實在不免於夜間流涕。”現在“又有火爐子費，又交學費，故實是十分節省，每日吃飯在二馬克與三馬克之間，未曾看戲一次”。
在德國留學期間，儘管傅斯年的生活極為艱苦，但他依舊買書，趙元任妻子楊步偉說，“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呆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隻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傅斯年從德國回國抵達上海。
首先的要務是求職。這位少年成名的飽學之士，求職之路並不順暢。據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致羅家倫的兩封信，至少考慮了八個去處，但四處碰壁，十分失落沮喪。
首選是母校北大。他自稱“如‘茫茫之狗’者留在上海，豈不都是為了對於北大之忠誠？”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後，北京政治氛圍肅殺，師生人人自危。北大也是元氣大傷，代理校長蔣夢麟和教授魯迅、朱家驊等被北洋軍閥列入擬通緝的黑名單；蔣夢麟、胡適、魯迅、馬敘倫、劉半農、顧孟餘、朱家驊、馬寅初、王世傑等教授難以容身，紛紛“走為上”。此時傅斯年不可能獲得北大教職，不可能獻身虎口，而且他也明確與蔡元培共進退，“蔡先生不到北大，故我也不去北大”。
其次，考慮去清華。“托朋友於燕京或清華弄幾點鐘對付著為生”，但他心思縝密，盤算去清華有“三難”：其一，對自己缺乏信心。“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處我畏王靜庵君（王國維），梁（梁啟超）非我所畏（陳陳寅恪）我所敬，亦非所畏。”
當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三人和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其二，時機不對。學期已過大半，清華“開學久，功課定”。
其三，說不出口。趙元任曾邀他去清華任教，他因想進北大，“故辭之”。現在北大進不去，他不願吃“回頭草”，再向趙開口想進清華，“我最無顏去說”；也不願向陳寅恪開口求薦，因陳“本是不管閒事的，最不宜奉擾”。
其實他是多慮了。據吳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記，當天陳寅恪與清華大學教務長梅貽琦商談，聘傅斯年任清華教授。可見他的朋友也在為他四處奔走。隻是各處也有實際情況，沒有明確結果，不便相告。
再次，考慮去廈大。邀請他去廈大的顧頡剛隻是個人願望，隻是說說而已，並未實際操作，“未曾早與人接洽，今乃空著”。這件事顧頡剛看來做得不靠譜，不僅誤導了傅斯年，而且耽誤了時間。
第四，考慮去東大。但他有三個顧慮：其一，“張賊（指張學良）來，大家走路”。其二，“無預備，教國文，甚有所慮”。他解釋，此時“對舊學問之見解，實如湧泉”，但適宜做研究，如上講堂開課，則一時有困難。其三，不願過多麻煩朋友。因為東北大學如聘請他為國文科教授，“既超出預算，且可致彆科閒話”。
第五，考慮去杭州。蔡元培邀請他去杭州，“我以為蔡先生事必是蓬萊樓閣”，意思是還隻停留在設想階段，所以沒去，相信蔡元培“可以諒解我不就”。
第六，考慮去中法大學。一九二零年十月，在勤工儉學的法文預備學校基礎上，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創辦北京中法大學。傅斯年對法大的分量並不滿意，所以沒有立即答應去，更沒有作為職業首選。
第七，考慮無奈從軍。“看來此事隻有兩路，一仍去北京、清華、或法大（他們找我），一則棄書佩劍。”
第八，考慮做野雞教員。他向羅家倫感慨，“四方八麵，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勢”。 “隻有在上海做野雞教員，此雖痛心，且對付一時！”甚至自嘲不如自殺，“日內方知此地野雞教書匠之苦惱，實不如自儘之為愈也”。
最後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脈，去了中山大學。
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大學更名為中山大學。
八月，朱家驊任中山大學校務副主任委員、代理校務委員長。他大刀闊斧整頓中大，原來的四百多名教職員，五分之四被免職，隻剩下七十多人，師資嚴重不足。
十月二十二日，中大校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定，延聘國內知名學者來校任教。
朱家驊在《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回憶，為充實中大文學院，他與校務委員長戴季陶、副委員長顧孟餘商量後，聘三十歲的傅斯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兼國文係主任、曆史係主任。
得知消息後，傅斯年大喜過望。在赴任之前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這是他最後一次回故鄉。他把聊城看了個遍——曾經的學校，曾經的家，老城牆，光嶽樓，包子鋪……他慢慢行著，仿佛要把這一切都帶走似的。他離開時還是懵懂少年，如今十幾年過去了，他已是青年才俊，故鄉沒有變，變的隻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