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了三年多後，傅斯年基本完成了了實驗心理學的學業。一方麵，傅斯年雖然對自己的今後還沒有明確的打算，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想成為研究實驗心理學的專家。另外，也不想花費精力，去搞什麼實驗心理學的學位。他學實驗心理學隻是想掌握一門技能，現在，在他看來，目標已經達成。
他的時間很寶貴，他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也就是說，是到了和倫敦大學學院說再見的時候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傅斯年離開英國來到德國，進入柏林大學學習。
柏林大學，創辦於一八一零年，前身是柏林大學，位於德國首都柏林，是一所公立綜合類研究型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最高學府和世界學術中心。柏林大學是蜚聲中外的高等學府，也是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大學之一，德國精英大學成員。
柏林大學曆史上曾產生五十七位諾貝爾獎獲獎者。愛因斯坦、普朗克、黑格爾、馬克斯•馮•勞厄、玻恩、亥姆霍茲、赫茲、哈伯、薛定諤、韋伯、格林、叔本華、謝林、海涅、魏格納等一大批學界大師都曾在該校學習任教。
柏林大學是世界上第一所將科學研究和教學相融合的新式大學，被譽為“現代大學之母”。
柏林大學在人文學科領域有著頂尖的聲譽和強大的科研實力，其文學、神經科學、哲學、社會學、數學、物理學、生命科學均在世界享有盛譽，各學科均排名世界前列，洪堡大學的法學院是最優秀的法學院之一。
傅斯年進入柏林大學自然是慕名而來，但還有兩個更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受柏林大學裡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即物理學和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
物理學方麵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當時都是轟動一時的學說。
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是柏林大學傳統的、久負盛名的學科。
其二是受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等人的影響。當時柏林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甚多，其中許多是傅斯年的同學好友。
傅斯年赴歐洲留學前，在文史領域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留學期間，在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主修了實驗心理學，選修了物理、化學和數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傅斯年轉入德國柏林大學，專心選學了“相對論”“比較語言學”的課程，又利用餘暇研究馬赫的《感覺的分析》和《力學》等現代物理學理論著作，還深入研讀了蘭克學派的曆史語言考據學著作。也選學了地質學、經濟學等課程。
傅斯年為什麼留學期間廣泛涉獵，不專重一個方麵呢？有人做了如下分析：
其一，時代的責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時代正是中國社會黑暗，民族危機嚴重的時期，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國腐敗的封建專製製度，驅逐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改革中國政治，完善社會製度，把中國建成獨立、富強的國家。
為此他們必須吸收各國文化的精華，學習各種進步的知識，從整體上了解各國科學技術發展狀況。
同時，他們到西方後所目睹的社會現實，也促使他們深入了解各國的基本情況。他們到達的歐美各國，正好是一戰後的恢複時期，不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在組織和領導人們采取有力措施醫治戰爭創傷，恢複經濟。
雖然各國政治製度不同，但在領導國家建設、發展科學技術、重視學術研究、發展新興學科等許多方麵都卓有成效。
這批出國留學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出國前了解的中國社會與此大不相同，他們所目睹的中國現實是：國家各級政權都已腐敗到極點，統治者抱著封建專製統治的僵屍不放，極力維持統治者特權，不思改革。各路軍閥相互廝殺，爭權奪利，為建立各人的獨裁統治而不擇手段。國家四分五裂，瀕臨危亡，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兩相比較，自然促使這批青年知識分子深入思考，學習各種有用的知識，以尋求醫國救民的途徑。
正如當時人的評論：這段期間在歐陸負笈求學的民初中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歐洲在一次大戰過後的滿目瘡痍，以及戰後各國的整建與複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遠在萬裡以外的苦難祖國，正遭逢國內外變局的摧殘！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氣乾雲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際”，要“通古今之變”，要救民於水火。
當時，在歐洲的學子們，包括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羅家倫、毛子水、趙元任等，這些人日後學成歸來，大多數都成了中國現代史裡具有舉足輕重力量的“秀異分子”。他們後來的成就，和他們這時候的勤奮攻讀，兼收並蓄是分不開的。
其二，對知識的渴求。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往往有這樣一種狀況，人的知識如同畫圓，個人是圓心，圓是知識麵，圓畫得越大，它的內涵和外延麵積越大。人的知識麵越寬，對知識的興趣就越濃，對知識的追求越熱烈。
人生有涯，知識無涯。因此，追求知識的人畢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證。他在國內對許多學科領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知識已有相當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國外先進的科學知識充實自己。
在大學時期，他已開始閱讀外文原版著作，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限製，他對西方各類學科的知識還隻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後，開了眼界，許多知識都急需充實，在國內所獲得的知識也需要驗證。更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學習各種知識時，觸類旁通，通博結合，建立自己的知識體係。
傅斯年的同學好友羅家倫對傅斯年知之甚深。他曾分析傅斯年對知識追求的心理，言道：
“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sear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麵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裡麵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孟真為了要治實驗學，進而治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他對於數學的興趣比較濃，因為他在國內的時候，就喜歡看邏輯的書，研究皮爾生的《科學規律》（karlearn的graarofscience）和或然律wofrobability。後來像金斯（cj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onrobability”一類的書，都是他很欣賞的。所以可以說，孟真深通科學方法論。當然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興趣決不會限於一方麵。他對英國的哲學、曆史、政治、文學的書籍不但能看，而且能體會。……還有一種，這群人的學術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幫助了解當時那種旁證側挈，以求先博後專的風氣。因為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欲而外，還有想在學術裡求創獲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成一家之言’。這種主張裡，不無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氣雄心，亦不無可嘉之處。”
傅斯年在留學過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強烈，主要表現是不拘一格，博采並蓄。這或許是人們求學的一種規律，人的知識積累經常如此，在某種學科知識達到一定程度，需要聯係相關學科，便立即進行學習和研究，對許多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都進行深入的學習和探討，以便收到觸類旁通，互相引發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學說體係。後來許多對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無不佩服他知識的廣博，這與他早年的刻苦求學有密切關係。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學家李濟說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底，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曆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史都有徹底的認識。程滄波評論他：“孟真的智慧學識，是值得驕傲的，他真夠得上說‘學者根底’，什麼問題和他一談，他可以從根源談起。關於社會科學的範圍內，他夠得上‘博大精深’。他的治學方法，集會了中國經史和西洋的科學方法”。
當然，這為一家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