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期間，影響傅斯年從傳統國學向新文化陣營轉向的直接導師是胡適。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彊，學名洪騂，後改名適，字適之。籍貫安徽省績溪縣 ，生於江蘇省鬆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中國現代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胡適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和文學家，他不僅在文學方麵有傑出的成就，在其他領域也有著廣泛的影響。他的文學風格精練、敘述簡練而又充滿深度，代表作有《說演話》、《朝花夕拾》等。
筆者在《民國風雲人物》中寫胡適，才更加知道胡適有多偉大，至少是現在的中國，在做學問上應該說無人能與之比肩，在人品上更是高高在上。
他死後，他的一個朋友說:“沒有人不說胡適好，不是我偏袒他，你能不愛春天嗎？你能不被春風陶醉嗎？”
對比胡適，有些人會顯得那麼的無知，那麼的無恥，那麼的齷齪。
傅斯年與胡適的交往，開始於本書第一章的故事。後來，傅斯年便總去聽胡適的課。
有一天，胡適講中國古代哲學時，講到了一個典籍，胡適談了自己對這個典籍的理解。傅斯年聽了後，不住地搖頭。，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寫了個紙條，傳給了正在講課的胡適。
胡適看了紙條後，很客氣地問，紙條是那位同學寫的。
好漢做事好漢當，傅斯年馬上站起身來。
“這位同學，能講一下您對這個典籍的理解嗎？”這時候，胡適還不認識傅斯年，他倒是注意了，近來這個大胖子同學常來聽自己的課，能看出聽課很認真。在心裡，胡適對這個胖子同學是很有好感的。
於是傅斯年引經據典侃侃而談，末了，還不忘為這位自己很有好感的年輕老師，挽回些麵子。說據他所知，有很多人也是和老師一樣的理解，自己也是一家之言。
胡適是何等精明之一，他當然知道這位同學的善意，但是，胸懷若穀的他馬上當著眾同學同學認錯，並真誠的對傅斯年表示了感謝。
這反而使傅斯年對胡適更加敬佩。
從此，胡適也對這位博學的學生引起了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對人說：他初進北大教學，加倍用功，因為發現學生中有的學問比他好，這就是指傅斯年、顧頡剛等人。
不過這時候的胡適，肯定不知道傅斯年曾經暗中為自己保過駕，因為，後來，胡適在文章中寫道：“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學風，他聽胡適等新學者講課，閱讀《新青年》雜誌後，思想受到震動，與胡適關係日趨密切。他和羅家倫等人起初旁聽胡適的課，後來又經常於課後去胡適家請教問題。當時胡適僅二十六歲，家眷又不在北京，為人和氣，沒有架子，和青年學生共同語言甚多。起初，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時間一長，相互熟悉了，師生之間的隔閡消失，胡適的家便成為這批青年“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
1891年12月17日出生的胡適，和1896年3月26日出生的傅斯年，僅年長4歲餘。作為老師的胡適，對傅斯年不僅非常讚賞，而且嗬護又加；傅斯年對胡適也異常敬佩，而且與其肝膽相照，兩人亦師亦友，情同手足，終生不棄。
顧頡剛曾回憶說：“傅斯年本是‘中國文學係’的學生，黃侃教授的高足，而黃侃則是北大裡有力的守舊派，一向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話文而引起他的痛罵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除受胡適影響以外，通過經常閱讀《新青年》雜誌，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關於思想解放，批判傳統學風，提倡民主、科學的思想也給傅斯年以積極深刻的影響。同時，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的啟發下，開始從傳統國學的樊籠中掙脫，還得益於閱讀西方書籍。
北大預科重視外語，傅斯年經過三年的認真學習，外語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於是開始閱讀外文原版書，從中汲取新知識。
羅家倫在記述他們如饑似渴閱讀外文書時的情況說：我們在辦《新潮》以前和辦《新潮》的時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國書。因為第一次大戰時外彙非常便宜，所以我們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買幾本新書，而丸善又非常內行，知道我們的味口，於是凡是新到了這類書，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郵局付款提書的辦法寄來，弄到我們幾個手上零用錢都被他吸光了，有時眼見要看的書到了而無錢去取，隻得唉聲歎氣。我們常是交換書看，因此增加了許多共同的興趣和見解。
從傅斯年當時寫的文章來看，他讀了許多西方的名著，如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及其關於社會革命的學說等。他開始用西方學說中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問題，認識社會。
從國學大師的高足一躍而成為文學革命的鬥士，正如他的同學所評論的：
“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當然，這中間也曾鬨過一個笑話。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慕其名，從其學者甚多，黃門弟子被人稱為“黃門侍郎”。傅斯年在結識胡適之前，曾為“黃門侍郎”中的健將之一。
陳獨秀在《新青年》編輯部對胡適和其他同仁說：“這‘黃門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細作麼？我們不能接納他，不能理他！”
胡適反對說：“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懷疑，何況孟真這種人！”
“五四”以後，不懷好意的人在社會上散布“‘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的傳聞，還說每月領取多少薪金。這“安福俱樂部”是皖係軍閥爭權奪利的一個派彆集團。
謠言傳出後，對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羅家倫也因此沮喪。胡適見此，寫了《他也配》的文章發表。他用一生中罕見的語言辟謠：“‘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胡適還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識界的影響，說“他的學業根基比我深，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的多。”
傅斯年投身文學革命陣營，充分發揮了他的文學和組織才能，他開始撰寫文學革命的文章，起初多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後來又與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以《新潮》為陣地，撰寫了大量關於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文章。《新潮》與《新青年》相呼應，成為文學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