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學堂學習期間，最吸引他的地方應該是學校圖書館和閱覽室。
過去人們常說，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這應該講得是讀書的重要，是指讀書能使人獲得很多知識。
很明顯，這裡所說的秀才們，多半讀的是四書五經之類的經史典籍，怎麼可能知道外邊的世界發生的事情呢？
但是，所謂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傅斯年這個時候倒是真的做到了。
閱覽室的大案子上擺著許多他沒見過也沒聽說過的雜誌、報紙，還有一架子一架子的書籍。每天一有時間，傅斯年便紮進閱覽室翻閱報刊，本地的外地的，國內的國外的，正在發生的大事，是他特彆關注的。他也時常於周末泡在圖書館中博覽群書，這個時候的他，又會被世界各國的人文曆史、西方列強的發展軌跡所吸引。
他在家鄉的時候，從他記事開始，一天天，一年年，他眼中的家鄉，開始是什麼樣子，後來還是什麼樣子。他過去倒是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妥，好像本來就應該是這樣。
當他看到外邊的世界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發生著變化的時候，被深深地觸動了。
他現在知道了，什麼叫江山如故。
毫無疑問，學習經史典籍，會培養人的憂國憂民的意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傅斯年也不例外。
不過，這時候的傅斯年。內心深處，最多的還是憂患意識。因為，對比那些發達的國家，清楚的看到了自己腳下這塊土地，這個生養自己的祖國的積貧積弱。
和這個時候的許多誌士仁人一樣，傅斯民也在努力尋找救國的道路。
在學校裡，學習好的學生自然會得到同學們的另眼相待。而讀書多，關心時事，自然見多識廣。加之他人胖塊頭大，是個十足的小大人，很快他在同學中成為了受人尊重的人。雖然在同學中他的年紀並不大，但大家都尊敬地叫他傅大哥。
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學堂學習期間，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爆發了。
一九一一年夏天，湘、鄂、粵、川等省爆發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九月二十五日，榮縣獨立，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十月十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分彆於十月十一日夜、十月十二日攻占漢陽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武昌起義勝利後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
在辛亥革命中，天津在革命黨人胡鄂公主持下，成為北方革命運動的中心。雖然因力量薄弱和準備不足天津的起義遭遇失敗，革命黨人在天津的革命活動，為加速清王朝的滅亡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這風起雲湧的日子裡，傅斯年特彆的亢奮，他從心底深處支持這場革命。每天關注來自各方麵的消息，為這場革命的每一個勝利歡欣鼓舞，也為這場革命的每一次挫折痛心疾首。
清廷垮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傅斯年在同學之中第一個剪掉了辮子，並帶領同學上街遊行，支持革命，支持臨時政府。
在“傅大哥”的帶動下，天津府中學的學生，很快都剪掉了辮子
在天津府中學學習期間，對傅斯民有重大影響的人首先是英斂之。
英斂之早年習武，後又棄武從文。31歲時受到清末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的影響，他開始關心時政，經常給報紙投稿，同時他接受天主教思想，於1901年底，應天津天主教堂總管柴天寵之邀開始集資籌辦報館。
1902年7月《大公報》在天津創刊。開宗明義以“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辦報宗旨。針對國破民奴的狀況，用西方的學術文化思想，來進行反封信的思想啟蒙工作；他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支持變法維新，反對頑固守舊，寫文章主張破舊立新，大聲疾呼民眾“剪辮易服”，剪去清朝遺留的長辮子、換去長袍子；他還特彆關注婦女問題，反對女子纏足，支持婦女解放自己的心靈。
英斂之可以說是最早的一位報業經理人。他的超前意識在於報紙的集資籌辦，確保了報紙的經濟獨立性，與政府、買辦都沒有一毛錢關係，也就不會受其控製。《大公報》的早期立足於堅持無黨無派、堅持大公至上、堅持樸實無華。英斂之和他的編輯、記者們堅守經濟獨立、傳播維新思想，誓言為民族之先覺、為社會之南針、為大眾之導師和為知識分子之表率，這在當時的報界獨樹一幟。
英斂之的新聞思想十分鮮明，他說：報紙為社會公器、報人是社會公認，應以“公正”立身、以公議“論政”,有公則兼容並蓄、無私則義無反顧。他認為報紙的社會責任是主要的，監督政府、教育國民、敢於直言，是報紙的基本職責；他主張報紙要主持正義、維持公理，記者必須具有清華高貴的品質。
英斂之在清末民初社會大變革時期，他憂國憂民，尋求強國富民之路。他身體厲行創辦報刊、設立教會大學，宣揚新思想，開創了報紙輿論監督定位之先河，代表了清末民初一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與救國努力。
前邊我們說過了，英斂之很尊重傅斯年，覺得他眼光獨到、思想成熟。但是，傅斯年更敬重英斂之，將其視為自己做人的楷模。
當然，對傅斯年影響最大的還是侯延塽。侯延塽不僅在經濟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麵一直關心著傅斯年。侯延塽雖然是清末進士和官僚，但其思想並不保守。他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斷追求進步，曾積極參加維新改良運動。他也積極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一月，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議員。
他對國家形勢和社會發展趨向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傅斯年在天津求學期間，侯延塽經常寫信給傅斯年，有機會路過天津一定停留，開導和勸誘傅斯年，教誨傅斯年要多學新知識，關心國家和社會。
傅斯年對侯延塽在經濟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關心，終生感念不已，他成年後曾對人感慨萬端地說：“我家非侯公無以有今日。”
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三年，14歲到18歲，傅斯年在天津府中學堂，度過他難忘而美好的中學生活。津門求學的四年多時間中，傅斯年受到近代新式教育的洗禮，不但學到了知識，增長了才乾，也鍛造了他的品行和人格。為他以後的學習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九一三年夏天，傅斯年從天津府立中學堂畢業，以優異成績如願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傅斯年入學時，北京大學設預科、本科和大學院三個層次。預科學製三年，分甲乙兩部，甲部側重於數理化等自然科學，乙部側重於文史等社會科學。傅斯年家學淵源，文史功底深厚，又對文史有濃厚的興趣，便欣然選擇了乙部。與傅斯年同時入預科乙部的，還有後來成為名學者的袁同禮、毛子水、周炳琳、沈雁冰茅盾、顧頡剛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