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崇拜愷撒，就像愷撒崇拜亞曆山大。
評價愷撒，一定要慎用“偉大”一詞，因為在很多人筆下，他是一個“暴君”。單就愷撒的個人能力而言，在當時的確無人能出其右。軍事上，他遠征高盧，和幾百萬蠻族作戰，光榮凱旋。“前三頭”之一的龐培雖有軍功，且曾在三月內平定了海盜，但和愷撒較之，亦缺乏判斷力和魄力，客死異鄉似乎並不奇怪。筆者並不同意把愷撒和龐培之爭視為“專製”與“共和”之較量，因為這不外乎是兩大政治集團的鬥爭，不僅與正義無關，更與現代民主的概念相去甚遠。如果從所謂“階級立場”來看，龐培和代表貴族勢力的元老院結盟，而愷撒則有廣大來自平民階層的擁躉，相比之下，似乎愷撒的“成分”更要民主一點。
打敗龐培，愷撒開始著手建立對自己有利的集權製度，從他獲得終身獨裁官這一職位開始，就飽受無數人的詬病，他們認為這是獨裁的開始。其實獨裁官是一種合法官職，一般出現在非常時期（發生戰爭和內亂），由元老院選出。獨裁官集內政和軍權於一身，以便迅速解決棘手問題，這和“獨裁者”完全是兩碼事。那麼有曆史學家評議，認為愷撒在重複大獨裁者蘇拉的措施，以共和之名，行專製之實。不錯，愷撒的確有此傾向，但這個判斷隨著他的遇刺而變成了一個永久的猜測。而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屋大維，名聲卻較愷撒好了許多，這著實讓人有些費解。屋大維在“後三頭”建立之初，於羅馬城內血洗異黨，這是愷撒從未做過的。愷撒對待敵人的態度，用某些人的話說，實在有些“婦人之仁”。
當龐培和元老院宣布愷撒為“全民公敵”時，愷撒帶兵南下，幾乎未遇抵抗就進入羅馬。龐培倉皇逃跑，留下不少餘黨。愷撒宣布“順我者昌”，且並未執行“逆我者亡”，他用一種政治上少見的寬容對待所有想將他碎屍萬段的敵人。愷撒的義子布魯圖斯和政治立場一貫搖擺不定的西塞羅跟著龐培到了希臘，一開始還有點生死與共的味道，可法薩盧之戰龐培大敗。這二人出於某種考慮（筆者認為是貪生怕死之念想），決定向愷撒投降。愷撒不計前嫌，笑臉相迎，且視布魯圖斯為心腹。愷撒追到埃及，龐培已經身首異處。據說愷撒看到托勒密的手下將龐培的腦袋端上來時，頓時勃然大怒，甚至還為此而流淚。
某位文豪筆下，布魯圖斯成了維護共和之象征，形象偉岸，著實讓人敬慕。而在筆者看來，布魯圖斯的人格似乎有點問題。布魯圖斯之父死於龐培之手，而在“乾爹”愷撒和龐培發生衝突時，他卻無視“殺父之仇”，投靠敵營，有點認賊作父的意思。但這話似乎有些尖刻，因為你可以說布魯圖斯有“崇高之理想”，家仇何足掛齒？那麼既然如此，他又為何半途而廢，置理想於不顧呢？就這一點而言，因戰敗切腹自殺的小加圖，比他可敬百倍。這還不止，愷撒的諒解和喜愛，似乎並不能打動布魯圖斯，他曾經不認親爹，現在乾爹也不認，頭頂維護共和之名，舉刀弑父。這種人若被萬人敬仰，豈不是要讓儒學聖人們捶胸頓足？
無論如何，愷撒之死和他對敵仁慈的政策不無乾係，他原本可以學蘇拉來個大清洗，可卻用寬容去化解仇恨，結果斷送一世英名。按照常理，“暴君”一死，天下人應該張燈結彩，拍手稱快了吧？布魯圖斯一開始也是這樣想，他以為愷撒的勢力會頃刻間土崩瓦解，人民會將桂冠戴在他頭上。可當他站在廣場上，慷慨激昂地公布愷撒已死的消息後，人群隻是沉默，聽不到一點掌聲。沒過多久，憤怒的人群開始湧向凶手的家，無數人被殺，布魯圖斯隻得狼狽而逃。看來他自認為偉大的壯舉，並未順應民意。愷撒的接班人屋大維繼承其財產後，完成了舅公的未竟事業，成了羅馬帝國的首位皇帝。屋大維之雄才大略，似乎不在愷撒之下，他之所以當了幾十年的“太平天子”，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其實是深諳官場厚黑，該下手時絕不心軟。愷撒的悲劇，就在於他未將人性的陰暗把玩透徹，一個忽左忽右的布魯圖斯都未能引起重視，又怎能將大好河山收入囊中呢？
回想最後一幕。維納斯之子，一個驕傲的頭頂無數榮譽的愷撒，曾經帶領羅馬將士踏平高盧，大敗強敵。這位萬王之王，不顧一切不吉利的預兆，昂首走進危機四伏的議事廳。麵對凶手，他奮力抵抗，被刺23刀，卻一聲不吭，當他看到布魯圖斯也舉刀撲來時，絕望地說：“也有你？我的孩子。”於是便放棄抵抗，倒在了他站立過無數次，發表過無數演說的地方。愷撒逝去，英帕拉多（ierator）卻還在，這個詞不僅有“勝利者”之意，還逐漸演變成了eeror和eire。如果我們記住七月的英文july，就記住了愷撒的名字，如果我們知道每四年有一個閏年，就知道了儒略曆。
愷撒不是大帝，因為他從未稱帝，他隻是一個壯誌未酬的理想主義者，一個給後人留下無數談資的無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