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叔大兄，其實對於這筆銀子，善貸還有彆的想法。”
想到之前籌畫的事兒，魏廣德繼續說道。
“嗯，善貸請說。”
張居正不知道魏廣德還有什麼想法，不過他給自己的感覺，很多時候提出來的主張，其實都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有一定操作性。
當然，如果沒有操作性的提議，魏廣德一般也不會說。
比如慫恿張居正造反，在當前大明朝所處的社會環境就很難。
因為到目前為止，上上下下其實都不具備造反的土壤。
明末造反普遍，那也是萬曆後期到天啟這段時間，國庫耗儘，讓地方上有災不能賑濟，百姓衣食無著，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
實際上就算到了崇禎中期，即便國家陷入兩線作戰，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國內的流寇也曾一度被官軍剿滅，出現了短暫的和平時期。
人禍雖然解決了，但是天災依舊不斷。
而之後，張獻忠、李自成等人狡詐，再次揭竿而起，才又死灰複燃。
就算是到了天啟朝，大明其實都沒有一副要敗亡的景象。
除非穿越到崇禎年間，其他皇帝時期想造反，基本必死，除非帶著現代軍火庫穿越過去，以現代技術碾壓同時代的明軍。
漢人，其實也是非常善於動腦子的民族，知道吸取教訓，研究新戰術擊敗敵人。
戚繼光的練兵法有用，不僅是因為他超越同時代其他武將的睿智，更是得到大明武器技術支持。
如果戚家軍火器換成弓弩，其戰力必然大打折扣，因為弓弩手的訓練可比火器手麻煩的多，很難短時間內成軍。
魏廣德略做思考，還是決定和張居正坦誠相待，於是他就把張學顏所說和自己所想和盤托出，沒有一絲保留。
張居正聽得很認真，在魏廣德說到就算朝廷大量增加賦稅，國庫收入倍增以後，各大衙門、地方官府也會想方設法增加支出，從朝廷國庫裡薅銀子時，眉頭還是不自覺皺了皺。
這點，張居正何嘗不知道。
隻是，他以為可以通過製定更嚴格的監督規則，杜絕這樣肆意浪費的情況。
不該支用的銀子，一分也不能撥，隻要嚴格審批請款的奏疏，還是能保住大部分銀子。
隻是魏廣德提到，有他們兩人在，或許朝廷瘋狂支取錢財還能得到遏製，可之後呢？
十幾、二十幾年以後，國庫充盈，那時候的首輔可就未經曆過他們這樣一段困窘的時期，說不得就會很快把銀子都敗光。
按照後世人的看法，都以為大明朝的財政一直都很困難，從正德、嘉靖開始年年虧空，也就張居正在位的時候稍微有所好轉。
但實際上，張居正死後三十年，萬曆皇帝把太仆寺常盈庫裡的銀子搬回內廷，才是大明朝真正敗家的開始。
如果說萬曆後期大筆銀錢開支是為了針對遼東作戰，那到了天啟和崇禎初年，極短時間內敗光數以百萬級的銀錢，那才是災難真正的開始。
萬曆皇帝或許覺得把常盈庫的銀子搬回內廷，用起來方便很多，但是那些銀子就是唐僧肉。
宦官們不僅大肆貪汙，前朝文官看著眼紅，也是瘋狂貪汙國庫銀錢，反正最後朝廷運轉不動就把手伸向皇帝，要錢。
現在，魏廣德不過是把這個問題提前揭露出來，還是因為張學顏的話讓他想到的。
而之後，魏廣德的提議就讓張居正略微瞪大眼睛。
“善貸，你想推廣社學，還要重新納入官府管理之下，這”
張居正有些猶豫。
不過魏廣德也是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決定，畢竟後世推行義務教育成效顯著。
雖然後世杠精說義務教育不等於免費教育，但實際上之所以叫“義務教育”，本身就是從西方傳過來的舶來品。
西方一切講究等價交換，要推廣基礎教育，自然不可能有償，否則誰願意花錢讓孩子讀書。
所以，西方的義務教育其實都是免費的，不免費的那是私立學校，收費很貴，當然教學質量也很高。
歐美國家推行的義務教育一般是13年，美國不少的州在向15年免費教育過渡。
在美國，公立學校提供的基礎教育統稱為k12教育，是從幼兒園到高中12年級一共13年免費義務教育的總稱，而現在部分地區開始推行免費上大學。
所以，摳字眼是沒意思的，不能說“義務教育”沒有“免費”二字就是要收費的強迫教育
隻能說“舶來品”被人“斷章取義”，“去其糟粕”。
當然，在後世中國還有一句話，那就是“免費的才是最貴的”。
那麼在大明，有沒有類似的教育？
其實是有的，這就是社學，區彆於官學、私塾和族學的一種教育方式。
官學，自然就是官府在各府縣開辦的學堂，有朝廷任命的教諭負責教授，隻不過針對的是有功名的讀書人，一般都是秀才才有資格入學。
私塾和族學，則是類似於私立學校的性質。
而社學，最早起源自元朝，明朝建立以後得以繼續發展。
社學形成於元代，盛行於明清，帶有“普及教育”性質。
“社學者，一社之學也。百又十戶為裡，裡必有社，故學於裡者名社學”。
社學一般由紳民捐辦，負責啟蒙本社童子，童子年長有成，可參加地方儒學的入學考試，中試者進入儒學，成為儒學生員。
社學在全國普遍設立，洪武八年詔令各地“延師以教民間子弟”，但僅過數年就因弊端叢生，下令停罷。
至洪武十六年，又詔令民間自行延聘師儒，建立社學，不準地方官員乾涉，社學遂在全國推廣開來。
古代讀書成本實在太高，就是私塾也未必多少百姓讀得起，族學也隻有大家族才能辦的起來，而官學招生名額有限。
因此朱元璋為了鼓勵百姓識字，當然更是為了推廣大明律法和自己思想，於是參考元製，號令各地建立社學，由地方政府幫助民間辦學。
既然是捐辦，所以社學在古代還有個名字，那就是義塾。
義塾是由私人出資興辦的學校，以教授宗族及鄉裡子弟，它與官宦富貴之家族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可接納鄉鄰子弟入學，具有服務一鄉一社的性質。
隻不過，社學好壞，大多看地方主官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而定。
弘治十七年，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並規定民間幼童年齡在15歲以下者，應送社學讀書。
江西的社學在這個時期就有較大發展，並在全國具有獨特地位，這主要得益於李夢陽、王陽明兩人。
明正德年間，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改革過去社學的弊端，大力發展社學。
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縣辦起16所社學，典型示範，先遠後近，逐步推廣到全省。
他要求管理學校的官吏，按照規定精選社學教師，免除他們的徭役，尊重和敬禮他們，不準他們擅自向學生征收課金、雞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學是種苦役而設法逃避。
對社學教師好的提升，不好的開除，有獎有罰，有利於辦好社學。為了使人們重視社學，還規定今後不是社學出來的學生，不能進縣州府學。
在李夢陽的推動督導下，江西社學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正德十三年，王陽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動後，認為“民風不善，由於教化不明”，於是頒令，要求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並頒行《社學教條》，使江西社學又得到一次大的發展。
社學傳授的知識，其實主要是讓人識字，並將道德教育擺在首位，以培養少年兒童懂得並遵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社學教育目標。
正是因為有了斷斷續續的社學，所以明朝的識字率其實並不算低。
眾所周知，四大名著有三本出自明朝，到了明末話本更是數不勝數，《金瓶梅》、《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封神演義》等，無一例外的都是針對普通小市民。
如此眾多的“低俗”出現，代表有大量的讀書需求。
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明朝普通人識字率很高，不然就缺乏生產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從明初一直到明末，明朝這一類低俗，都是層出不窮。
而這一切正因為明朝二百多年對社學的推廣，所以明朝很多市井百姓都能識字，不少人都粗通文墨。
隻是清軍入關之後，明朝話本的繁榮盛景不見，識字率急速下滑，民眾眼裡隻有“麻木不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們談及“愚民政策”，都會認為是“封建社會”的罪惡之一。
然而，從漢唐宋明來看，說朝廷實行“愚民政策”，實在有些牽強。
否則，朱元璋也不必下旨推行社學，傳播《大誥》。
隻不過到了魏廣德這裡，社學的經費就由之前士紳捐贈變成官府列支，當然依舊接受捐贈。
“叔大兄，我大致測算過，下等縣，一年靠著換帖銀至少能收入百兩銀子，中、上等縣，百兩也不是難事兒，完全足夠社學所需，還有富餘。”
魏廣德還在那裡繼續述說，這些天他也不是光想，收集了京畿周圍府縣牙行交易的記錄，按照記錄的交易金額，推算出應得的稅銀。
當然，這還是按照明製三十稅一進行的計算。
至於把一些精品或者說奢侈品提到高到十稅一，隻是他的設想。
後世，關於奢侈品稅的建議不少，魏廣德自然也聽說過，所以就想著最好一步到位，反正富人有錢也不在乎多花幾個子兒。
甚至，因此提高自己用品的價格，還能把自己和其他人拉開檔次。
古代等級觀念，其實無時無刻不存在。
就算是魏廣德來了這麼久，也早就習以為常。
“之前社學，受官員重視程度不同，好壞參半，但辦不好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經費時斷時續，師長無心社學授課，大多選擇回家開私塾謀生。
有了朝廷換帖銀持續穩定投入，社學就能一直維持下去，不至於像原來般飄搖不定。
正好之前叔大兄不是提議整飭學風，我看其中禁創書院和禁止講學結社很容易遭到士林反對。
朝廷開征換帖銀，將其中部分用於地方社學發展，就可以有力的回應他們的貶詆言辭。”
魏廣德當然知道張居正整頓學風十八條措施，根本目的其實在於鉗製言論，打擊言論造勢和爭奪意識形態的話語權，防止因此動搖權力基礎。
因為之前張居正推出的改革措施，已經損害了不少人的利益，魏廣德都是置身事外，所以朝野上下不少人聲討張居正專權禍國。
“善貸，《申舊章飭學政疏》你同意了？”
張居正聽到魏廣德說起之前自己草擬的奏疏，立馬開口追問道。
“《申舊章飭學政疏》中一些措施可以實行，但一些還是需要商榷。”
魏廣德可不敢說支持禁學院，禁講學一類的話，傳出去士林公議還不把他也噴了。
“比如禁毀書院一事，就須三思而行。
書院，本是學子進學之地，官學名額有度，而學子有心進學，所以才會去書院讀書。
毀之，就等於斷了這些生員上進之路，不可取。
不過對於聚眾講學，倒是可以禁止。
記得隆慶時，高肅卿就曾推動，先帝為此下詔《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詔》。
講學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名。”
魏廣德侃侃而談道，這些，其實就是當初高拱述說的理由。
而張居正這份《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則更直接指斥講學是“群聚徒黨”、“空談廢業”，造成各級官員“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
張居正把講學的危害看得極為嚴重，而講學多依托民間書院，故而張居正原本打算是把書院全部禁了。
可魏廣德對此自然反對，他早年就遊曆江西，去了不少書院進學，考功名的卷子，可都依托這些書院裡的存稿。
毀掉，實在有些可惜。
不等張居正說話，魏廣德繼續說道：‘就算毀了書院，他們依舊可擇名山大川，西子湖畔講學，書院雖會加速傳播其言，但卻非必備，實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