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意機關服務
二十五年那年夏天，我畢業於法政學堂。畢業的時候，校中當局發下一張表格，叫畢業生填履曆及誌願。在誌願一項，各人都寫得很多；不是說畢業後希望任行政官或司法官，就是說辦自治或做律師；甚至有人把所有可能得事業都寫在上麵。我想騙人決不可，照實寫我要革命又不妥，便隻寫了“難言也”。收卷的教員看了不滿意，拿回來叫我重寫。我躊躇一下，寫了一下數字：“如必欲言，則教育實業固所注意者也。”各教員看了，均為之發笑。
考試完畢那天，我剛回到寓所休息，忽然有人敲門，起來一看，是粵商自治會派人送聘書來，請我去做教員。
粵商自治會係粵漢鐵路古董們聯合所有廣東大商家而組織的，最初目的在反抗清廷把鐵路收歸國有。後來每遇內政外交問題，時時開會，批評政府，極得社會好評。該會傻仔西關南華寺，內辟一禮堂，可以容納數百人，平時便作為課堂。那兒有教員數人，員生則為各商店的經理和店員。因此聽講學生人數不定，忙的時候人少，閒的時候人多。我認為藉此可以接近民眾，就接受了聘書。
在粵商自治會教了半年。我師丘倉海先生當選為副議長；書記長是古湘芹先生，下麵共有四個書記，丘先生叫我擔任書記。因為副議長是我的老師，對我很信任，書記長是個同誌，對我很好；所以辦事很順手，精神很痛快。
那年冬，倪映典先生在廣州策動新軍起義，趙聲和朱執信先生等都親自襄助。我被推赴潮州，汕頭，運動當地民軍響應，谘議局在開會後就很空閒，粵商自治會也放了年假；我就借著年關回鄉省親的名義，請假前往潮汕。我不到潮汕，已經很久，一切感覺著生疏。經過了許多困難，才弄出個頭緒。忽然聽到廣州新軍的革命義舉，因為發難時間過於匆促，又歸失敗了。
我立刻回廣州，直赴粵商自治會，激勵他們用該會的名義，從事辦理營救新軍的工作。因為我和會裡的人，平時聯絡得很好，他們不但滿口答應，還熱心協助。這樣，失敗的黨人得到救援的不少。
後來廣東巡道王某，查出參與這次起義有關的名單，裡麵在谘議局做事的，有我和陳炯明戀人。他帶了名單，謁見丘倉海先生，並且想拿捕我們。丘先生把名單一看，不待他 開口便說道：“陳某鄒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們是革命黨，那末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單捉人的話，請先從我提起。”王某聽了，強笑說道：“這不過是他們報告的名單。陳某鄒某既然是個好人，想必是他們誤報的。”這樣我們才能夠平安無事。
不久，廣西成立了督練公所，派了一個姓陳的道員到廣州來請幕友，很堅決地要請我和陳炯明去。但是丘先生不允；講來講去，隻答應一個人。我便和陳商量，覺得我們兩個中有一個到廣西去聯絡革命黨，也是好事；並且決定我去。於是我把各事料理妥帖，買舟溯江西上。不料到梧州以上一個叫“倒水”的地方，竟翻了傳，行李全部損失，不得不退回廣州。
當我預備重整行裝再赴廣西的時候，黨人某等在北京刺攝政王未成被捕，公推我入京營救，並且叫我在那兒繼續策劃暗殺的事情。因為吾黨義舉，前仆後繼，死人甚多，於是保皇黨分子故意讕言中傷，說革命黨首領隻騙使無聊的黨徒於死地，而自己卻逍遙海外，住洋房，吃大菜。黨人聽了，都怒不可遏，某想洗刷這種侮辱，就約黃複生等入京，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同時被捕入獄的有黃複生，羅世勳（偉章）等三人。消息傳來，全黨震動，紛紛設法營救。胡漢民先生更派人到南洋去籌款，趕回香港設立機關，專門從事營救和繼續暗殺的工作。大家推我先去，布置一切，以便各人繼續北上。我在法政學堂畢業，得了副貢和直隸州州判的名義，正好借此上京銓敘，使人毫不疑心。便向粵商自治會和谘議局請假；同時寫信回縣，約郭公接同誌到上海會麵；再寫信到盛京，約張煊同誌到北京會麵。當我到了上海，因為等候郭同誌，便借著看博覽會的機會，趁空到南京和黨人聯絡。接洽妥當後，再折回上海，那知忽然害了一場大病，預定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因此郭同誌到了上海，就請他先行北上。接著葉夏聲由浙江來，看見我病重，短期內沒有北上的可能，便送我回粵。幸而張煊同誌接到我的信，便趕赴北京，會同郭同誌探明了汪黃羅囚禁的所在地，並且設法和他們通訊後來因為總理謀在廣州再行舉義，不讓我北上；就是已去的也被招了回來。